浙江与广东作为中国经济“双雄”，曾以数字经济、民营经济与制造业根基、开放创新生态形成“双雄并立”格局，面对高质量发展新命题，两地正从“竞”转向“合”，构建产业协同、创新联动的联盟关系，通过资源互补、经验共享，探索区域协调发展新路径，从各自为战到协同发力，为全国高质量发展提供“浙粤方案”，书写竞合新篇。
在中国经济版图上，浙江与广东，一个是长三角南翼的“活力之省”，一个是珠三角的“制造之都”，长期以“优等生”的姿态领跑全国，前者以“数字经济+民营经济”的双轮驱动，书写着“共同富裕”的浙江样本；后者凭借“制造业+开放型经济”的深厚积淀，铸就了“世界工厂”的广东名片，过去，两地更多被视为“竞争者”——在GDP总量、创新指数、外贸规模等领域你追我赶；而今，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入，“浙江vs广东”的“单打独斗”正逐渐转向“浙江vs广东联盟”的“协同共进”，这一转变，不仅是两省主动适应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选择，更折射出中国区域经济从“局部领先”到“整体跃升”的深层逻辑。
双雄并立：各具优势的“经济双引擎”
要理解“浙粤联盟”的价值，首先需看清两省的独特优势——它们如同两块缺一不可的拼图，既有竞争的张力，更有互补的潜力。
浙江的“长板”在于“轻”与“新”，民营经济贡献了全省60%以上的GDP，70%以上的外贸出口，形成了“中小企业铺天盖地、龙头企业顶天立地”的生动格局，数字经济更是其“金名片”：杭州的电商之都、宁波的智慧港口、乌镇的互联网小镇，让浙江在数字产业化、产业数字化领域走在全国前列，浙江以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为代表的营商环境优化，以及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生态发展理念，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“软实力”。
广东的“强项”在于“重”与“实”，作为全球制造业基地，广东拥有41个工业大类，是电子信息、家电、汽车等产业的“世界级集群”，深圳的科创基因、广州的商贸枢纽、佛山的制造业根基，共同构成了“基础研究+技术攻关+成果产业化+科技金融+人才支撑”的全过程创新生态链，更重要的是，广东背靠港澳、面向东南亚，是“双循环”战略的重要节点，2023年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8万亿元，连续38年位居全国第一，其“开放型经济”的深度与广度无人能及。
简言之，浙江“以新带旧”的灵活性与广东“以实托新”的厚重感，形成了天然的互补：浙江的数字技术、商业模式需要广东的制造业场景与市场腹地；广东的产业升级、科技创新需要浙江的民营活力与数字赋能。
从“竞争”到“联盟”：为何需要“握手”？
近年来，随着中国经济进入“高质量发展”新阶段，单靠一省一地的“单点突破”已难以为继，区域协同成为破解发展瓶颈的关键，浙粤联盟的提出，既是顺势而为，更是战略必需。
其一，应对产业链“卡脖子”挑战的需要，当前，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成为“国之大者”，浙江在人工智能、工业互联网等领域拥有大量应用场景，广东在基础研究、成果转化方面实力雄厚，若能联合攻关，可形成“基础研究（广东）—技术突破（浙江）—产业应用（广东+浙江）”的闭环，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话语权。
其二，释放“双循环”战略联动的需要，浙江是“内循环”的重要枢纽，拥有全国领先的电商网络与消费市场；广东是“外循环”的核心节点，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，两者联动，既能推动“浙江制造”借力“广东通道”走向全球，也能让“广东产品”通过“浙江网络”深耕国内，实现“内外循环”的相互促进。
其三，探索区域协调“新范式”的需要，长三角与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经济的两大“增长极”，但两大区域间长期存在“隔阂”：长三角更侧重“一体化”，大湾区更强调“协同化”，浙粤联盟可作为两大区域的“桥梁”，探索跨省域产业协作、要素流动、政策衔接的“样板”,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经验。
联盟怎么建？四大领域“双向奔赴”
浙粤联盟并非一句空话，而是需要具体抓手，从两省的互补优势与战略需求出发，可在四大领域重点发力：
产业链协同：打造“浙江数智+广东制造”超级集群，浙江的数字经济企业（如阿里巴巴、海康威视）可与广东的制造业龙头（如华为、美的、比亚迪）深度合作，推动“产业数字化”升级，浙江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可嵌入广东的智能生产线，实现“数据驱动制造”；广东的汽车、家电产业可通过浙江的电商渠道与直播经济，精准触达国内消费市场，形成“制造—流通—消费”的全链条联动。
科技创新：共建“基础研究—成果转化”共同体，广东拥有国家实验室、大科学装置等“硬核”科研基础设施，浙江拥有杭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、宁波甬江科创区等创新载体，两地可联合设立“浙粤科创基金”，支持联合攻关；建立“科研成果转化飞地”，比如广东的实验室可在浙江设立中试基地，浙江的企业可在广东布局研发中心，加速“科研—产业”的“最后一公里”突破。
开放联动：共建“双循环”战略通道，浙江的“义新欧”班列与广东的中欧班列（广州、深圳）可加强线路对接，共享海外仓资源，形成“海陆空铁”多式联运体系；